回顾民校历程 怀念庆棠先生

原上海市近郊市立民众学校主任

俞振鹏，孙彬斐、施怀宁、王绍铨

半个多世纪来，我国民众教育的兴起，是近代教育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在旧中国，我们党的许多革命前辈和爱国人士，通过民校，教育和组织工农群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俞庆棠先生是我国民众教育的先驱者，奠基人，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不仅为我国教育理论宝库增添了财富，而且，对当时民主革命运动起了推进作用。抗战胜利后，俞先生担任了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她在积极恢复整顿上海社会教育事业的同时，大力创办民众学校，并亲自担任实验民众学校校长。俞先生这一主张完全符合当时中共上海市地下组织采取举办民校的合法形式，宣传教育群众，发展党的力量，以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国民党区域工作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从一九四六年春天到一九四九年初，上海近郊龙华，新泾、江湾、大场等地区，农村民众学校所以能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扩大了党在农村阵地，主要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但另一方面我们以俞庆棠先生的民众教育思想，加强对广大农民和各阶层群众的宣传，并得到俞先生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首先，我们运用俞先生对民众教育目的意义的论述，针对当时广大农民生活贫困，不能进学校读书的实际情况，宣传举办民众学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俞先生曾讲：“放在我们眼前的事实，现有学校数学生数极有限，而且大部分在城市；……至于直接生产者——劳苦的工农子弟就没有享受现在的学校教育机会”。我们把这些道理讲给热心教育事业的农村和集镇的进步人士听，讲给有关的中小学校长听，请他们出面商借民校校舍，聘请他们担任民校校长，他们都欣然应允，大力支持。我们的民校校舍，开始是借在乡村和集镇的小学教室上课，后来借用了庙宇，祠堂的空屋，有的农民把家里的堂屋也提供作为教室。

对于民众学校的招生对象问题，俞庆棠先生指出：“民众教育的范围不限于成人，凡被摒弃在教育圈子之外的群众儿童、青年都是它的对象。”我们挨户串门，向农村的失学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讲解到民校读书的好处，宣传不识字的苦处，动员他们到民校求学。许多农村青少年深受感动，有的说：“日校招生，贴张布告你报名，夜校招生，老师上门‘请’学生”。他们纷纷报名上学。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开办民众学校的过程，是宣传民众教育的过程，这既扩大了民众学校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也揭露了旧教育制度的局限和虚伪，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

做好招生工作，使民校教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要让民校在农村中能站住脚，取得群众的信任，关键搞好教学，认真地上好每一堂课。当时来民校读书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只有十三、四岁，最大近三十岁），文化程度不齐（有文盲，也有高小程度）。我们把学生编为识字班和高级班，还要采用了复式教学，从识“天，地、山、河”到如何写信，写便条、打算盘等等，都耐心细致地教给学生。由于复式教学，我们便组织高级班学生在课后辅导低级班的同学，有的青年农民认为这是老师对自己的信任，主动地去帮助文化程度低的同学。我们也从中发掘和培养了一些热心为同学服务的积极分子。

民众学校在教识字，学文化的同时，还采用谈时事，讲故事，教唱歌等形式，启发学生对反动统治的腐朽没落本质的认识。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些话只能采取隐喻的说法，但绝大多数学生都能根据耳闻目睹的生活现实和切身遭遇，很快理解这些革命道理，懂得爱和憎，认识到只有推翻“三座大山”，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国家才能有光明前途。我们每次讲时事常识课，不仅教室内的学生认真听，坐在教室外的农民也喜欢听，当有些民校的教室借在农民的客堂里，教室外常有一批农村妇女借课堂灯光坐着干活，他们也很爱听时事常识课，边听边议，讲农村的收成，物价飞涨，家庭的开支等等，教师讲的许多道理，她们都听得进去。

俞庆棠先生早在一九三四年提出：“民众教育在劳苦群众中间，进行它的工作，从来没有拘束着一定的制度或方式，不管是儿童或青年或成人，民众教育不断觅取对他们教育的问题，予以可能的，有效的解决。”我们在实践中也体会到民校工作，不能只限于课堂上的传授知识，而应采用多种形式，对农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很贫乏，青年农民普遍感到枯燥无味。为了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民校就办起了小型流动图书箱，供学生借阅。不少民校以庆祝校庆或结业典礼等名义，举行大型文娱联欢活动。有的民校组织以学生为主的农村青年俱乐部，俱乐部有演出组，歌诵组，墙报组等，吸引农村和集镇的青年来参加。不少民校教师为了联系和教育学生，在课余跑到田头，与他们一起劳动；有的民校组织教师，学生和农民一道修桥铺路，办公益事业。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学生的知识，提高了政治觉悟，并加强了学生，教师与农民群众的联系，不少民校教师成了农民的“自家人”。逢年过节，讨媳妇，嫁女儿都来请教师喝喜酒，有的甚至婆媳矛盾，也要请教师去劝说，说“先生说话在理”，充分体现民校教师与农民亲密无间的关系。

“社会化的教育法需要有训练，富有热情的教师……”。有一支热心为民众教育而勤奋工作的教师队伍，是办好民校的基础。当时郊区民校教师的来源，一是请当地小学教师兼课，这是骨干力量。二是有些在市区搞学运，工运中，已引起反动警方注视，撤离到郊区农村来隐蔽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三是经过锻炼的当地失业知识青年。这支队伍中的多数教师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教育理论学习，但有一颗满腔热情为人民服务的心。不少教师在参加俞先生举办的实验民校的业务交流和讲座等活动后，对如何进行教学，教育工作，开展课余活动等受到了许多启示，都能独立地开展工作。为了扩大民校的阵地，我们把四个班级的经费，办成六个班级，八个班级。民校教师从不计较生活待遇，我们把一个人的工资分为两个人合用，而工作大家努力干，抢着干；教师之间互帮互学，团结友爱。因为有这样一支好的教师队伍，经过近三年的深入艰苦的工作，上海近郊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九所民众学校，先后办起了近百个班级，分布在九十多个据点，影响所及达近四百个村庄，集镇和工厂，吸收了二千多名青少年和壮年农民、工人入学，并从中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这些同志在解放上海的战斗过程中，有的越过敌军封锁线，为解放军作向导，有的带头组织群众进行护镇，护厂，护校斗争，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其中大部分同志成为以后农村工作的骨干力量。

今天，我们回顾六十多年前在上海近郊农村举办民众学校的历程，衷心怀念敬爱的俞庆棠先生。在旧中国，像俞先生这样对我国民众教育有开拓思想，独立见解，并顺应历史潮流，通过亲身实践，不断充实自己观点的教育家是很少的。俞庆棠先生对民众教育的许多论述，和她的为人，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俞先生不愧为我国的人民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