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实验民校  怀念俞庆棠校长

张莉玲

在旧社会，我和妹妹自小父母双亡，全靠外婆在纱厂做工扶养我们长大。当时日本鬼子侵占上海，中国人民受尽了苦难，吃的是六谷粉（玉米粉）糊和日本战马都不要吃的很蛀的蚕豆。十岁左右的我很瘦小，连去工厂当童工也没人要。但我们非常懂事，跟邻居学做编热水瓶的竹壳子，多少能争点钱。那时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很小都能上学，非常羡慕。但当时想上学对我们来讲根本没可能的，只能在心中盼望着哪天能实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一天听邻居讲：在胶州路601号原是日本孩子读书的学校现改为“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还不收学费的。我们听后高兴极了，马上赶去，到学校正赶上在报名，我们报名后并按时参加了入学考试，过几天后去学校看考试结果，我们都分在上午上课的儿童组学习，妹妹在一年级，我在二年级学习，十二岁的我才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上学读书的愿望。

我们都非常珍惜和努力学习，都曾得过学校颁发的学习好的奖状。1945年第一批进民校学习的学生都发一枚针织的校徽（针织的比金属的价格便宜），回家后自己用针线按图样缝成三角形的校徽，用别针别在胸前很是自傲。由于我对俞校长办的实验民校有深厚的感情，所以这枚校徽我珍藏了五十多年，虽已很陈旧，但它却是“上海市立实验民校的见证物（我希望能拍张照片印在纪念册中，即使以后实物没有了，还能在纪念册中见到它）。这枚校徽在几年前已捐赠给校友会保存了。

大概读了两年左右，教我们美术的老师赖风先生（地下党员）在了解我们这批穷苦孩子情况的基础上，选了一批同学组织一个艺术巡迴队员证还保存着）。上午我们儿童组要上课，下午赖先生教我们学唱歌、学乐理、学舞蹈、还教我们画画、调色、着色。我们排练了大合唱、女声重唱、青春舞曲、农作舞、新疆舞及救救孩子等节目，培养了我们的艺术兴趣和情操。也是我最快乐的一段童年生活。

我们的俞校长为了坚持把民校办得更好，作了不少斗争和努力，她经常邀请国内外有关人士来民校参观访问，争取各方的支持。所以我们艺术巡迴队经常晚上在大礼堂为俞校长请来的客人演出，并得到好评。俞校长在忙于搞好民众教育的同时，也非常关心儿童组穷苦孩子的身心健康，她积极争取国际援助机构的物资来帮助我们。在我记忆中儿童组的同学在一段时期课间休息时，每人都能喝上一杯用奶粉冲成的牛奶。我还曾领到过一付羊毛手套和一条绿色的儿童背带裤，帮我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1948年7月1日，赖先生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中午请你们吃面，下午吃绿豆汤”，我们听后都很高兴，但都感到应送点生日礼物才对，可大家都没钱，结果凑了点钱去当时的“西海商场，只够买一把小木梳和一面小镜子送给赖先生，真是礼物虽轻情谊重，大家都愉快地过了一天。直到上海解放后，才知道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上海解放前能这样庆祝党的生日，只有在俞校长领导的民校里才能做到。赖先生还经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在操场的活动房里给我们讲“考验”和“毁灭”两本油印的小册子，还带我们去看电影“以血还血”等，使我们懂得了反动派快要灭亡，但要作垂死争扎，所以斗争还艰难的。1948年秋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事情发生，赖先生对我们说，他父亲身体不好，需回老家看望，就离开了民校。

不久新来了位刘兰江女老师，由她来领导我们，也教我们排练新的节目，也非常关心我们，当年深秋时离我家不远处失火，我家虽没殃及但也嚇坏了，当时住在附近的孔令璋等同学也来帮搬东西，后来他们去校告诉了老师，当晚民校的刘兰江，沃贤清、汤素琴三位老师一起来我家看望、问寒问暖地非常关心，我当时非常感动，在社会上我们这批穷孩子是被人看不起的，而老师们工作都很忙，心中还关心我们这些穷孩子，这件事我一直没忘记。

1949年3月，刘兰江老师给我们10位同学每人都填一张很小的表格，我们就参加了“地下少先队”队员后我们的活动更多了，经常几人一组出去活动，我和孔令璋、王学东、吴来根（后二人都已去世了）四人一组出去走街串巷，主要把较重要、较大的单位名称和地址记下来，回校交给老师，是为上海解放后便于人民政府的接管工作。有时也去西滩棚户区教小朋友识字和唱歌，自己只是个小学生都成了小先生。晚上常由汤素琴老师带我们去工厂（申新九厂、五厂等）演出和宣传。

当时国民党要解散民校时，我们也参加了护校工作，手臂六着红袖章，手拿木棍在校门口站岗。下午我们先跟老师学会秧歌舞曲及扭秧歌舞，就在上海即将解放前夕，当时我们十位“地下少年队员”的能量还真不少，每天早上我们就组织来校早的同学教他们扭秧歌舞，越跳人越多，一大圈同学绕大操场一起跳秧歌舞，并一起唱着秧歌舞曲，舞曲回响在民校的上空，那场面却是很壮观，能使反动派嚇破了胆。

临近上海解放前夕，整天能听到炮声隆隆的响声，我们全体女地下少先队队员们，有一天从下午开始连整夜通宵，都在民校三楼女老师的宿舍里，和老师们一起用铁丝和大红皱纸做小红花，有人断铁丝，有人裁皱纸，共做了几箩框的小红花，准备上海解放时，用小红花来慰问解放上海的解放军。大家做到下半夜时实在很睏了，女老师们在床上休息一会，并叫我们去隔壁俞校长床上也休息一会。俞校长的房间实际在三楼走道末端，用木板隔断开扇门，里面也有通往女老师宿舍的门（那天俞校长已去美国没住在校内），当时正是在俞校长的大保护伞下，民校的革命力量日趋壮大的。俞校长和老师们的关系相处很好的。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整天下工厂用文艺表演的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一天我们去长寿路 “麻纺厂”演出，由刘兰江老师新教的节目“刘三嫂子回娘家”由傅艾棣独舞，我伴唱，那天正下大雨，唱到一半时麦克风里突然一团火串出来，我赫得哇一声叫，但没有停唱，她也没停跳，一直到节目演完。当时我们虽只十几岁的孩子，但都知道任务一定要完成。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家里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减免，所以穷孩子都有机会上学的。当时我想继续读书，所以初中毕业考进上海市立第一女中，高中毕业后考入杭州浙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浙江，杭州工作，直到1979年调入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直到退休。我妹妹也是一位退休的小学教师。

几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始终没有忘记是上海市立实验民校让我跨进学校的大门接受了基础教育，没有民校的基础教育是不可能完成初中、高中、大学的学习任务的。

使我这个旧社会的穷孩子成为一名建筑工程的工程师，但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中也遇到极左路线的委曲，思想很痛苦，但在那段历史中这样的事例很多。我当时对那些人和事总会与民校的地下党员老师的品质来比较。那时的地下党员老师在冒着生命危险工作，爱憎分明、品质高尚、一心为人民、是人民拥护的，这些也是民校给我们最好的财富。所以在痛苦时我总想到当时的民校，看到珍藏了五十多年的民校校徽，就会心情平静些，因真理只有一个，这个信念是不可动摇的。

虽时间如流水，离开民校已有60年了，但在我记忆中仍很清晰地记得在民校发生的往事，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