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救亡
共赴国难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俞庆棠对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深重危机忧虑重重，她以民众教育为阵地，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当时全国学生的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在各地组织抗日游行，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对日宣战。蒋介石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学生运动设置层层障碍并实施镇压。俞庆棠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上发文热情赞扬学生的爱国精神，愤怒谴责宪兵的镇压活动。为了团结广大民众，抵御外辱，民众教育实验中加入了抗日救亡的政治教育内容，在俞庆棠主持下编辑的《民众抗日救国读本》成为各地民校的抗战教育教材。她指导摄制的《五十六年痛史》在各地为民众巡回放映，对动员民众抗日起到了良好作用。
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宋美龄为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做了一些有益于民族的工作。5月，召集全国各地妇女领袖聚会庐山召开谈话会。俞庆棠在会上做了“开展后方妇女生产工作”的发言。当时四川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俞庆棠先后在四川创办了淞溉纺织实验区和乐山蚕丝实验区，招收当地和附近乡村的青年妇女，其间专门招收了一期抗战军人家属。她们半天学文化，半天学纺纱织布制作丝棉，提高了农民收入，深受农民欢迎。前方将士家属的生活困难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为他们英勇杀敌创造了良好条件。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方针为“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教育与职业生产相沟通，教育与国防相配合”。俞庆棠的淞溉、乐山两个实验区的教育实践暗合了政府价值取向，还为教育部实施教育方针提供了范例与经验，成为教育部长陈立夫拉拢的对象。陈立夫邀请她入国民党并许以高官厚禄，俞庆棠认清了国民政府腐败、反动独裁的本质，再三推辞，断不涉足政坛。
1939年3月，俞庆棠怀着复杂矛盾的心理，以到上海探亲为名，离开陪都重庆，来到沦陷区的上海，在沪江，东吴等大学任教。其间，她积极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还为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编写了《妇女读本》、《中国农村妇女基础课本》，利用扫除文盲之机宣传抗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销毁一切有抗日内容的书籍教材。俞庆棠失去了租界的庇护，但没有放弃斗争。在沦陷区的上海，生活入不敷出，失明的丈夫，五个孩子，飞涨的物价使她难堪重负。国民党曾派人送她黄金，她坚决拒收。就在俞庆棠苦闷、惶惑、不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张执一同志代表党组织与她会面，在黑暗的上海，她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注：本文参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的《俞庆棠教育思想研究》，在此对作者熊贤君教授谨表诚挚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