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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党支部的建立
实验民校建立之外校内尚无党的组织。当时党的教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的简称）系统的丁瑜和工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简称）的一位同志，是最早在民校开展党的工作的党员。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工 委的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成人组学生中首先发展张龙生、杨公保、姜光华三人入党，接着建立了属工委系统的学生党支部。后来教师也有了党组织。那时民校的教师和学生两个党支部分属教委和工委，并无组织上的联系。二九四六年初起，学生党支部先后由张棋、王关昶同志联系，至一九四八年底改为毛经赐同志联系。党支部的领导成员也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而有所更换。一九四七年因姜光华调去信和纱厂，杨公保于十二月离沪去安庆，就由孙贤德任学生支部书记，张龙生为组织委员，陈玉素为宣传委员。至一九四九年初，为了迎接解放上海的需要，上级决定将民校党支部划归中共沪西区委劳工教育分区委领导。教师支部派教师武晋丝参加学生支部委员会，统一领导。过时，由陈玉森接任支部书记。不久，陈又调离，最后一任支委会由武晋笙、王秀琴和张伟章组成，直至上海解放。
民校学生党支部建立时，上级党组织就明确规定其任务：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并通过这些党员从附近工厂中打开新局面。对此，上级领导同志曾形象地概括为“民校应当成为‘桥梁’”。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民校党支部紧紧围绕着这一基本任务进行工作，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学生党支部建立后，通过各班级的级会和学生自治会把同学们组织起来。学生自治会除了设立文娱组，组织各项文娱活动外，还由教师当顾问，举办消费合作社。在教师的指导下，又发动同学自己动手建造活动房屋，取名“合作庐”，供图书馆和设机械制班用。还组织过几次远足和参观活动，如到郊区叶家花园、黄家花园、吴淞、龙华等处去远足，以及参观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大场“山海工学团”、陈鹤琴先生在上海幼儿师范学校办的“活教育”展览等。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全校同学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互相促进，从中发现不少积极分子，为发展党的队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为了让同学们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党支部还有意识地把校内活动同社会上的斗争适当地结合起来。一九四六年参加了声援港九同胞反对港英当局强令拆除当地民房的斗争。当时，张龙生、顾关福等二三十位同学到交通大学参加声讨大会后，回校同教师商量决定，印发传单，并发动全校同学回厂，在社会上开展五分钱（当时的货币）一张传单的募捐活动，捐款所得，经俞校长委托《大公报》社汇给港九同胞。后来《大公报》所公布的全市捐款情况中，实验民校属于捐款最多的单位之一。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晚九时左右，学生党组织接获第二天举行全市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示威大游行的消息；进步同学之间立即互相转告；并以各厂的名义参加了这一行动。一九四六年秋，河南省发生大水灾，引起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全校师生为灾民募捐寒农，教师创作“捐寒农歌”；女同学们组成缝纫组，满腔热情地赶制寒衣，通过这些活动，大家普遍地受到了一次关心人民疾苦的教育，也更激起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置人民死活于不顾而只顾打内战的反动行径的痛恨和仇视。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劝工大楼惨案发生后，一天晚上，在学校会客室的桌上发现一些传单，孙贤德、陈淮根认为这是揭露敌人，教育同学的好材料，立即布置给翁在梁等年龄较小的同学分发到各班级。在分发过程中，受到国民党分子余某的阻挠，他狡黠地盘问这些传单的来源，并以“这是为共产党作宣传’相威胁。党组织获悉后，研究决定由孙贤德出面，向金理直气壮地说明：“传单是在会客室桌子上发现的”．并坦然地说：“我们凭工人的正义感，认为应该发，是不是共产党，我们不清楚，你打算怎么样？”余慑于进步同学的正气和力量，连连打招呼。是你们发就算了，以后不要发了，算了！算了l”这次正面交锋，阻止了敌人的追查，对同学们是个鼓舞。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三区”毛纺工会发动了沪西各厂进行规模很大的饿工斗争。所谓饿工，实际上就是罢工。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颁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一切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并扬言对违反者格杀勿论。因此，毛纺业工人采取饿工斗争的形式，避开了“罢工”两字，不让敌人找到镇压工人斗争的借口、实验民校的同学买了大批面包、饼干等食品送去支援，还派代表前往宣传、慰问，鼓舞斗志。不久申新九厂工人发动罢工，二月二日惨遭反动派残酷镇压。同学们听到这一消息，大为激愤。那天晚上一批进步同学没有上课，集中在大礼堂里举行自由讨论会，纷纷揭露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并决定成立“申九工人后接会”，发动募捐，并佩戴黑纱。学生党支部还动员进步同学秘密地书写了大量标语，通过已被进步力量控制的各厂工会，分别组织各厂工人上街广泛张贴，如华通电器厂工人分成轻干小组，机智地延西康路张贴到长寿路大自鸣钟，大造了声势，起到了有力的声援作用。同年五月初，交通大学学生举行“五四”营火晚会，成人组进步同学都前往参加。当国民党特务打手们企图冲进会场抓人时，在场的各校学生立即手挽着手，围成一道又一道的人墙，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事后，民校同学们在本校进步教师的支持下，在自己校内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敌人也驱使一些流氓进行捣乱。张龙生担任总纠察，义正词严地责令他们立即退出会场，当时暴徒们只得悻悻离去，然而在校门口却殴打了纠察人员，并扬言要“摆平”民校。同学们在党支部领导下，分头向余姚路工人聚居区及各工厂求援，很快调集了数百人，手持木棍铁棍，在民校周围严阵以待。来几，对方果然调来了百余个流氓。但看到我们人数几倍于他们。未敢妄动，双方对峙了两个多小时，后被警察驱散。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显示力量的较量，敌人的嚣张气焰被压了下去，从此，再也不敢在民校公开活动了。一九四九年初，上海公交工人发动了要求发“应变费”的斗争，遭到反动派的血腥镇压，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烈士不幸牺牲。学生党支部决定由学生自治会出面，在校内为三烈士举行追悼会，并发动捐款慰问烈士家属。涓涓细流汇成奔腾的江河，通过这些活动，大多数学生都意识到自己的斗争同解放战争的全局息息相关，更加增强了斗争的自觉性。学生党支部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一次又一次的实际斗争中，加紧对积极分子的培养和考察，进行建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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